第35节_一个人的圣经

作者: 高行健时间: 2017/9/5

第35节

　　“跳梁小丑！”前中校对他喝斥道，这时成了军管会的红人，担任清理阶级队伍小组的副组长，正职当然由现役军人担任。

　　你其实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丑，这全面专政无边的簸箩里不由自主弹跳不已的”粒豆，跳不出这簸箩，又不甘心被碾碎。

　　你还不能不

军人管制，恰如你不能不参加欢呼

的一次又一次最新指示的游行。这些指示总是由电台在晚间新闻中发表。等写好标语牌，把人聚集齐，列队出发上了大街—通常就到半夜了。敲锣打鼓，高呼口号，一队队人马从长安街西边过来，一队队从东头过去，互相游结彼此看，还得振奋精神，不能让人看出你心神不安。

　　你无疑就是小丑，否则就成了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！这也是

老人家界定人民与敌人的警句。在狗屎与小丑二者必居宜一一的选择下，你选择小丑。你高唱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军歌，也得像名士兵，在每个办公室墙上正中挂的最高统帅像前并腿肃立，手持红塑料皮荃叩绿，三呼万岁，这都是军队管制之后每天上下班时必不可少的仪式，分别称之为“早请示”和“晚汇报”

　　这种时候你可注意啦，不可以笑！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，要不准备当反革命或指望将来成为烈士的话。前中校说的并不错，他还就是小丑，而且还不敢笑，能笑的只是你现如今回顾当时，可也还笑不出来。

　　他作为军人管制下的清查小组里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，被他这派群众和干部推举出来之时，就明白他末日到了。可他这一派的群众和干部居然指望他来支撑，又哪知道凭他的档案中他父亲“私藏

支”这一条，就可以把他从这革命大家庭里清除掉。

　　清查小组的会议上，张代表念了一份“内控”也即内部控制使用人员的名单。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，吃了一惊，这“内控”不仅对一般职工而告口，也包括某些

内干部，清查混入群众组织中的“坏人”首先拿他们开刀。这就不是两年前红卫兵的暴力了，也不是群众组织间派别的武斗，如今从容不迫，在军人指挥下像部署作战方案一样，有计划，有步骤，分批打击。人事档案军管会启封了，有问题的人的材料都堆在张代表面前。

　　“在座的都是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，我希望同志们消除资产阶级的派

，把混在你们组织中的坏人都清理出来。我们只允许有一个立场，那就是无产阶级立场，不许有派别的立场！大家按人头进行讨论，敲定哪些个放到第一批，哪些个放到第二批。当然还有第三批，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认罪，

代和揭发表现如何，再确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。”

　　张代表合脸方腮，扫视在座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一眼，一把

大的手指在那一大叠的卷宗上戳了戳，随后掀开茶杯盖子，喝茶

菸。

　　他小心翼翼提了几个问题，也因为军代表讲了可以讨论，他问他的老上级处长老刘除了家庭出身地主，是否还有别的问题？再就是一位女科长，当年的地下

员，学生运动背后的组织者，就他这一派调查的结果，从未被捕过，也无叛

投敌的嫌疑，不知为甚么也列入专案审查？张代表把头转向他，抬起夹著烟卷的两只手指，望着他没说话。前中校就是这时候对他斥责道：“跳梁小丑！”

　　几十年后，你看到逐渐披

的中共

内斗争的若干回忆，

泽东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手下稍有异议的将帅们大概就是这样望着，照样抽烟喝茶，便会有别的将帅起来斥责，用不著老人家多话。

　　你当然够不上将帅，那位前中校还冲你说：“一个小爬虫！”

　　是的，你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一只虫，这条蚁命又算得了甚么？

　　下班的时候，他在楼下车棚子里取车，碰见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梁钦，他造反后两年多那份工作都是梁接了过去，这造反生涯也该结束了。他见边上没人，对梁说：“你先走一步，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，慢骑，有话同你说。”

　　梁骑上车走了，他随后撵上。

　　“上我家喝一杯去，”梁说。

　　“你家有谁？”他问。

　　“老婆和儿子呀！”

　　“不方便，就这么边骑边说吧。”

　　“出甚么事了？”梁想到的就是出事。

　　“你历史上有甚么问题—．”他没望梁，仿佛不经意问了一句。

　　“没有呀！”梁差一点从车上跌下来。

　　“有没有同国外的联系？”

　　“我国外没亲属呀—”

　　“给没给国外写过甚么信？”

　　“慢点！让我想想…”

　　又一个红灯亮了，他们都脚著地，停住车。

　　“有这事，组织上问过，都好多年前啦…”梁说著就要哭了。

　　“别哭，别哭！这在大街上呢…”他说。

　　这会儿绿灯了，车

前涌。

　　“你对我直说吧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！”梁止住了。

　　“说是你有特嫌，当心就是了。”

　　“哪儿的话！”

　　他说他也不清楚。

　　“我倒是写过一封信到香港，我的一个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后来他一个姑妈把他接到香港去了。我倒是写过封信，托他替我买本英文俚语字典，就这事，都哪八辈子的事了！还是朝鲜打仗，我大学刚毕业，参军在战俘营当翻译…”

　　“这字典你收到没有？”他问。

　　“没有呀！那就是说…这信没寄出？扣下了？”梁追问。

　　“谁知道？”

　　“怀疑我里通外国一．”

　　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　　“你也怀疑我？”梁偏过头，问。

　　“那就不同你说了。当心！”

　　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，梁把手一歪，差点碰上。

　　“怪不得把我

出了部队…”梁恍然大悟。

　　“这还事小呢。”

　　“还有甚么？都说了，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，打死都不会！”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。

　　“别把命轧进去了！”他警告道。

　　“我不会自杀的，做那蠢事！我还有老婆和儿子！”

　　“好自为重吧！”

　　他车拐弯了，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。

　　多少年后，多少年？十多年…不，二十八年后，在香港，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，对方说是梁钦，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。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以为是甚么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，想看戏

不到票，连忙说对不起，戏已演完了。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！想请你一起吃个饭。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，实在没时间了，下回吧！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，你不好再推托，放下电话，这才想起是他，你们最后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。
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他进到你房里，西服革履，细亚麻衬衫，一条

调青灰的领带，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，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

手链或大金戒指，头发倒乌黑，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。他说，来香港定居多年了，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，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，过意不去，把他办出来了。他现在自己开公司，

儿移居加拿大，买的护照。他对你大可实说：“这些年挣了些钱，不算大富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，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，不愁甚么了，我是两边飞，这香港要混不下去，说撤就撤了。”还说，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。

　　“甚么话一．”你倒记不得了。

　　“别把命轧进去了！要不是你那句话，那势头哪盯得下来？”

　　“我父亲就没盯下来，”你说。

　　“自杀了？”他问。

　　“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，叫了救护车，送进医院救过来了，又

去农村劳改了几年，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发病死了。”

　　“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？”梁问。

　　“那时哪还敢写信？信要查到的话，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。”

　　“倒也是，可他有甚么问题？”

　　“说说看，你又有甚么问题？”

　　“甭说了，嗨！”他叹了口气。停了会又问：“你生活怎样？”

　　“甚么怎样？”

　　“我不是问别的，你现在是作家，这我知道，我说的是经济上，你明白…我这意思？”他语气犹豫。

　　“明白，”你说“还过得去。”

　　“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，这我知道，更别说中国人了—这不像做买卖。”

　　“自由，”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“写自己要写的东西。”

　　他点点头，又鼓起勇气说：“你要是…我就直说吧，手头上一时有困难，周转不开，你就开口，我不是甚么大老板，可…”

　　“大老板也不说这话，”你笑了“他们指点钱—办上个甚么希望工程啦，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。”

　　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，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，递给你说：“这是我的手提电话，房子是我买下的，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。”

　　你说谢谢他，目前还没甚么困难，要为挣钱写作的话，也早就搁笔啦。

　　他有些激动，冒出一句：“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，”

　　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。

　　“我懂，我懂，写出来！”他说“希望你都写出来，真正为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！”

　　写那些苦难？他走了之后，你自问。

　　可你已经厌倦了。

　　你倒是想起你父亲，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，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，便坚持退休了，去北京看你这儿子，也打算

后就游览散心，安度个晚年。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，晚上就咳血。第二天去医院检查，发现肺部有阴影，随后诊断是肺癌，已扩散到了晚期。一天夜间，病情突然恶化，住进医院，次

凌晨便咽气了。他生前，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？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，没有更多的话。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，却突然死了。

　　追悼会上，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，好向家属作个

代。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，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于过世的父亲，而是对不住举办追悼会的死者同志单位的领导。他被推到灵堂的话筒前，又不好在亡父的骨灰盒前推让。他不能说他爸从来没革过命，虽也未反对过革命，不宜称作同志，只好说一句：“我父亲是个软弱的人，愿他在天之灵安息。”要是有天堂的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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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节
“跳梁小丑！”前中校对他喝斥道，这时成了军管会的红人，担任清理阶级队伍小组的副组长，正职当然由现役军人担任。　　你其实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丑，这全面专政无边的簸箩里不由自主弹跳不已的”粒豆，跳不出这簸箩，又不甘心被碾碎。　　你还不能不军人管制，恰如你不能不参加欢呼的一次又一次最新指示的游行。这些指示总是由电台在晚间新闻中发表。等写好标语牌，把人聚集齐，列队出发上了大街—通常就到半夜了。敲锣打鼓，高呼口号，一队队人马从长安街西边过来，一队队从东头过去，互相游结彼此看，还得振奋精神，不能让人看出你心神不安。　　你无疑就是小丑，否则就成了“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”！这也是老人家界定人民与敌人的警句。在狗屎与小丑二者必居宜一一的选择下，你选择小丑。你高唱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军歌，也得像名士兵，在每个办公室墙上正中挂的最高统帅像前并腿肃立，手持红塑料皮荃叩绿，三呼万岁，这都是军队管制之后每天上下班时必不可少的仪式，分别称之为“早请示”和“晚汇报” 　　这种时候你可注意啦，不可以笑！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，要不准备当反革命或指望将来成为烈士的话。前中校说的并不错，他还就是小丑，而且还不敢笑，能笑的只是你现如今回顾当时，可也还笑不出来。　　他作为军人管制下的清查小组里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，被他这派群众和干部推举出来之时，就明白他末日到了。可他这一派的群众和干部居然指望他来支撑，又哪知道凭他的档案中他父亲“私藏支”这一条，就可以把他从这革命大家庭里清除掉。　　清查小组的会议上，张代表念了一份“内控”也即内部控制使用人员的名单。他第一次听见这个词，吃了一惊，这“内控”不仅对一般职工而告口，也包括某些内干部，清查混入群众组织中的“坏人”首先拿他们开刀。这就不是两年前红卫兵的暴力了，也不是群众组织间派别的武斗，如今从容不迫，在军人指挥下像部署作战方案一样，有计划，有步骤，分批打击。人事档案军管会启封了，有问题的人的材料都堆在张代表面前。　　“在座的都是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，我希望同志们消除资产阶级的派，把混在你们组织中的坏人都清理出来。我们只允许有一个立场，那就是无产阶级立场，不许有派别的立场！大家按人头进行讨论，敲定哪些个放到第一批，哪些个放到第二批。当然还有第三批，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认罪，代和揭发表现如何，再确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。” 　　张代表合脸方腮，扫视在座的各群众组织的代表一眼，一把大的手指在那一大叠的卷宗上戳了戳，随后掀开茶杯盖子，喝茶菸。　　他小心翼翼提了几个问题，也因为军代表讲了可以讨论，他问他的老上级处长老刘除了家庭出身地主，是否还有别的问题？再就是一位女科长，当年的地下员，学生运动背后的组织者，就他这一派调查的结果，从未被捕过，也无叛投敌的嫌疑，不知为甚么也列入专案审查？张代表把头转向他，抬起夹著烟卷的两只手指，望着他没说话。前中校就是这时候对他斥责道：“跳梁小丑！” 　　几十年后，你看到逐渐披的中共内斗争的若干回忆，泽东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对手下稍有异议的将帅们大概就是这样望着，照样抽烟喝茶，便会有别的将帅起来斥责，用不著老人家多话。　　你当然够不上将帅，那位前中校还冲你说：“一个小爬虫！” 　　是的，你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一只虫，这条蚁命又算得了甚么？　　下班的时候，他在楼下车棚子里取车，碰见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梁钦，他造反后两年多那份工作都是梁接了过去，这造反生涯也该结束了。他见边上没人，对梁说：“你先走一步，过了前面的十字路口，慢骑，有话同你说。” 　　梁骑上车走了，他随后撵上。　　“上我家喝一杯去，”梁说。　　“你家有谁？”他问。　　“老婆和儿子呀！” 　　“不方便，就这么边骑边说吧。” 　　“出甚么事了？”梁想到的就是出事。　　“你历史上有甚么问题—．”他没望梁，仿佛不经意问了一句。　　“没有呀！”梁差一点从车上跌下来。　　“有没有同国外的联系？” 　　“我国外没亲属呀—” 　　“给没给国外写过甚么信？” 　　“慢点！让我想想…” 　　又一个红灯亮了，他们都脚著地，停住车。　　“有这事，组织上问过，都好多年前啦…”梁说著就要哭了。　　“别哭，别哭！这在大街上呢…”他说。　　这会儿绿灯了，车前涌。　　“你对我直说吧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！”梁止住了。　　“说是你有特嫌，当心就是了。” 　　“哪儿的话！” 　　他说他也不清楚。　　“我倒是写过一封信到香港，我的一个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后来他一个姑妈把他接到香港去了。我倒是写过封信，托他替我买本英文俚语字典，就这事，都哪八辈子的事了！还是朝鲜打仗，我大学刚毕业，参军在战俘营当翻译…” 　　“这字典你收到没有？”他问。　　“没有呀！那就是说…这信没寄出？扣下了？”梁追问。　　“谁知道？” 　　“怀疑我里通外国一．” 　　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 　　“你也怀疑我？”梁偏过头，问。　　“那就不同你说了。当心！” 　　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，梁把手一歪，差点碰上。　　“怪不得把我出了部队…”梁恍然大悟。　　“这还事小呢。” 　　“还有甚么？都说了，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，打死都不会！”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。　　“别把命轧进去了！”他警告道。　　“我不会自杀的，做那蠢事！我还有老婆和儿子！” 　　“好自为重吧！” 　　他车拐弯了，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。　　多少年后，多少年？十多年…不，二十八年后，在香港，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，对方说是梁钦，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。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以为是甚么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，想看戏不到票，连忙说对不起，戏已演完了。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！想请你一起吃个饭。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，实在没时间了，下回吧！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，你不好再推托，放下电话，这才想起是他，你们最后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。　　半个小时后，他进到你房里，西服革履，细亚麻衬衫，一条调青灰的领带，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，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手链或大金戒指，头发倒乌黑，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。他说，来香港定居多年了，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，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，过意不去，把他办出来了。他现在自己开公司，儿移居加拿大，买的护照。他对你大可实说：“这些年挣了些钱，不算大富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，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，不愁甚么了，我是两边飞，这香港要混不下去，说撤就撤了。”还说，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。　　“甚么话一．”你倒记不得了。　　“别把命轧进去了！要不是你那句话，那势头哪盯得下来？” 　　“我父亲就没盯下来，”你说。　　“自杀了？”他问。　　“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，叫了救护车，送进医院救过来了，又去农村劳改了几年，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发病死了。” 　　“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？”梁问。　　“那时哪还敢写信？信要查到的话，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。” 　　“倒也是，可他有甚么问题？” 　　“说说看，你又有甚么问题？” 　　“甭说了，嗨！”他叹了口气。停了会又问：“你生活怎样？” 　　“甚么怎样？” 　　“我不是问别的，你现在是作家，这我知道，我说的是经济上，你明白…我这意思？”他语气犹豫。　　“明白，”你说“还过得去。” 　　“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，这我知道，更别说中国人了—这不像做买卖。” 　　“自由，”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“写自己要写的东西。” 　　他点点头，又鼓起勇气说：“你要是…我就直说吧，手头上一时有困难，周转不开，你就开口，我不是甚么大老板，可…” 　　“大老板也不说这话，”你笑了“他们指点钱—办上个甚么希望工程啦，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。” 　　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，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，递给你说：“这是我的手提电话，房子是我买下的，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。” 　　你说谢谢他，目前还没甚么困难，要为挣钱写作的话，也早就搁笔啦。　　他有些激动，冒出一句：“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，” 　　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。　　“我懂，我懂，写出来！”他说“希望你都写出来，真正为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！” 　　写那些苦难？他走了之后，你自问。　　可你已经厌倦了。　　你倒是想起你父亲，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，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，便坚持退休了，去北京看你这儿子，也打算后就游览散心，安度个晚年。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，晚上就咳血。第二天去医院检查，发现肺部有阴影，随后诊断是肺癌，已扩散到了晚期。一天夜间，病情突然恶化，住进医院，次凌晨便咽气了。他生前，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？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，没有更多的话。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，却突然死了。　　追悼会上，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，好向家属作个代。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，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于过世的父亲，而是对不住举办追悼会的死者同志单位的领导。他被推到灵堂的话筒前，又不好在亡父的骨灰盒前推让。他不能说他爸从来没革过命，虽也未反对过革命，不宜称作同志，只好说一句：“我父亲是个软弱的人，愿他在天之灵安息。”要是有天堂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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